资助艺术与资助软件

我提出过两个在合法分享公开作品（非商业性分发未经改动的副本）的社会中支持艺术家的新系统。一个是政府为此征税，并把税款按照艺术家受欢迎程度（在人群中抽样）的三次方根为比例在艺术家之间分配。另一个是为每个播放器设置一个 “捐赠” 按钮来匿名捐赠小额金钱（比如50美分）给作品被播放的艺术家。这些资金会直接给到艺术家，而不是发行商。

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不为自由软件建议这些方法。这是有原因的：这些方法很难适应自由的作品。

在我看来，用来完成实际工作的作品必须是自由的。使用这些作品的人理应对他们的工作有控制权，其中就包括对他们做工作所需的作品有控制权，这就要求他们有四个自由。完成实际工作所需的作品包括教育资源、参考作品、菜谱、字体，当然还有软件；这些作品必须是自由的。

这个论点并不适用于观点（如本文）和艺术作品，因为这些作品并不是让用户用来完成实际工作的。因此，我不认为这些作品必须自由。我们必须让分享它们合法，让使用它们合成完全不同的新作品合法，但是其中并不包括发布它们的修改版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应该可以分辨这些作品的作者。每个发布的作品都应该有特定的作者，更改作者信息是非法的。

这个关键点让我的筹款建议能够运作。如果你播放一首歌，然后点击了 “捐赠” 按钮，那么系统知道谁会得到你的捐赠。同样地，如果你参加了受欢迎程度的调查，当你收听和复制了一首歌时，那么系统应当知道谁的受欢迎程度会增加一些。

当多个艺术家（比如几个音乐家，几个作词家）联合创作了一首歌时，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偶然。他们在合作，他们预先可以决定如何分配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——或者使用标准的默认分配方式。我的两个筹款提议对此没有问题，因为作品一旦问世，就不再更改。

然而，在一个自由作品的领域，一个大的作品会有上百个，甚至几千个作者。作品会有多种版本，各个版本的作者不尽相同，也互有交叉。此外，这些作者的贡献种类和大小也很不同。这让分配贡献者的受欢迎程度成为不可能，很难说怎么做更正确。这不仅是难解；也不仅是复杂。这是一个我们还没有好答案的哲学问题。

试想一下，作为自由程序的 GNU Emacs。在我们使用版本控制以前，GNU Emacs 的代码贡献者的记录并不完整——之前我们只有修改日志。但是假设我们有了每个版本的记录，并能够准确定义数百个贡献者的代码贡献。我们还是会毫无办法。

如果我们想按照代码行数（字符数不行？）的比例来分配贡献，那么一旦我们定义了怎么处理甲写的代码后来被乙改掉之后的情况，贡献应该就可以直接算出来。但是这假定了每行代码都一样重要。我觉得这不对——有些代码做了重要的事，有些做了不那么重要的事；有些代码难写，有些代码容易。可是，我不知道如何量化这些不同，程序员可能会对此没完没了地争论。我也许因为发起了这个程序获得额外的贡献分，而其他人会因为发起了后来一些重要的部分获得额外的贡献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如何客观分配具体的贡献分。对 GNU Emacs 这样的程序，我没有办法提出可行的受欢迎程度分配方案。

对于要让所有的贡献者一起达成共识，想也别想。我们有数百位贡献者，现在我们并不能找到所有人。他们的贡献跨度有26年，而且也从来没有一个时间点，所有人决定要一起工作。

我们可能甚至不知道所有作者的名字。如果有公司贡献了代码，那么我们就可能不曾询问是哪个人写的代码。

然后，GNU Emacs 的其他分支和修改版又该怎么办？每个版本都是一个额外的案例，同样复杂却不同。每个变种的贡献度该怎么分配，原始作者的贡献该怎么处理？如此等等。

结论就是除了武断之外，我们没有办法合理分配 GNU Emacs 的贡献度。但是 Emacs 并不是一个特利；它是一个典型的案例。许多重要的自由软件都有同样的问题，其他自由作品，比如 Wikipedia 页面，也一样。

这就是我不建议在软件、百科全书或教育领域使用上面两个资助系统的原因，这些领域的作品都应该是自由的。

在这些领域，让人们为 他们建议要做 的项目捐款更为合理。这样的系统也简单。

自由软件基金会寻求两种捐助。我们请求大家为支持基金会的工作做一般性捐助，我们也请大家为某些具体的项目定向捐助。其他自由软件组织的做法也类似。